对于大多数人来说
段晴是个陌生的名字
但在全球西域史学界，这个名字如雷贯耳
就如同她老师季羡林的名字一样
年，段晴访问巴基斯坦真纳大学。图/受访者提供
段晴：季羡林最得意的弟子走了
本刊记者/倪伟
发于.4.18总第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该怎么介绍她呢？一位国际权威的历史语言学家，一位西域天书的破译者，一位季羡林最寄予厚望的弟子，一位在大冬天也要穿裙子的爱美的女士，一位爱泡健身房的北京老太太，同时，也是一位病人。
在全球西域史学界，介绍她则非常简单，只需要说出她的名字：段晴。就像她的老师季羡林一样。
3月26日凌晨，与癌症对抗了7个月之后，68岁的北京大学西域历史语言学家段晴在北京逝世。装满奇异字符的大脑，停止了思考。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，是段晴的同行，也是相识40多年的老友。段晴走后，他感叹，丝绸之路古语言的解读，中国恐怕多少年内也不会再有第二人。
“没时间绕圈子”
历史学领域同行们回忆起段晴，总是说：我很佩服她，但她的文章我是读不懂的。
很多人好奇，段晴到底懂多少种语言。她的回答是：不要问我懂多少种语言，要问我懂多少种语系。她的学生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替她数了数：印欧语系、汉藏语系、阿尔泰语系……“这么说吧，从欧洲到亚洲这条路上，除了特别犄角旮旯的，有几个语系她就涉猎过几个。”
去年，她又攻破了一门“死语言”。中国社科院的胡适档案里发现了两张照片，内容是两份古老的文书。文书是年在*图木舒克佛教遗址发掘出来的，用一种陌生的语言书写，当时，照片曾流转于许多著名人物手间，也曾在欧洲、美国寻找解读人，都没有成功。90多年以后，段晴破解了这两份档案。她发现，这份文件来自史书记载的“据史德王国”，而据史德语是一门已经死去一千年的语言。
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玉麒说，段晴写的据史德语文书释读文章，对于丝绸之路研究、对于国际历史语言学界来说，是一次小小的地震。文章首先发表在朱玉麒主编的《西域文史》上，有外国学者看到英文摘要，立刻发邮件联系，只为阅读段晴的文章。
而这对于段晴，似乎只是一件小事。
在朋友眼里，与她的学术地位和专业难度相比，她的性格显得过于接地气了。一起外出考察的朋友回来翻照片，总能看到她跟各种路人的合影。在*，她用刚学来的几句维语拉着一个老大爷聊天，把老大爷都聊烦了。
段晴走后，学生张幸发现，比起老师为自己做的事，学生们几乎没有帮她做过什么。只有当他们在国外留学时，段晴需要找些资料，会急冲冲地写邮件给他们：帮我查一下，我现在正在写，尽快完成，越快越好！
直率是继承自她的导师季羡林。她曾经说，“季先生以及恩默瑞克教授等都是非常直爽的人，他们知道时间的宝贵，所以有什么说什么，没时间绕圈子。”
直率归直率，她并不粗枝大叶，只要跟别人在一起，总会照顾到别人的感受。有一年她带学生去和田考古遗址考察，在沙漠上露营了一夜，被子太薄，所有人冻得够呛，之后很多年里，她经常自责地提起那件事。
在小区里，她也是那个热心肠的人。一位摆菜摊的摊主曾得到过段晴的帮助，送些菜来答谢她。她对摊主说，我比你活得好，就别老想着我了。相识40多年的师兄王邦维回想起来，“说这话，真是典型的段晴的口气。”
季门弟子
住院期间，学生张幸给段晴买了碗豆汁。她平常不爱喝豆汁，那次却很高兴，端过来喝了很多，然后说了一句：以前季先生喜欢喝豆汁，我也给季先生送过豆汁。张幸听了，鼻子一酸。段晴很少流露出感伤，最动容的时刻，几乎都是怀念老师的时候。
季羡林夫人去世后，师兄王邦维和段晴去看望老师。段晴忽然说，季先生，您得再找个老伴。季羡林说，算了吧。想了想，又加上一句：他生未卜此生休，这辈子不想这事了！“段晴敢跟季先生说这话，我不敢。”
拜入季门是一场缘分，年她考北大德语系研究生，面试时季羡林在场。当时季羡林正想找一个学德语的学生，就挑中了她。年，中断数十年的中外文化交流重新连接，季羡林时隔30多年重返德国访问，带上了段晴。他亲自为她争取到奖学金，送她到汉堡大学学古代于阗语。季羡林是有意布局的，陆续送了好几位学生出国，接受“德国式”训练。
年，段晴（右一）陪季羡林（右二）访问德国，季羡林时隔30多年重回留学故地。图/受访者提供
她在汉堡大学的导师是恩默瑞克，被称为“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”，他教的语言包括奥赛地语、于阗语、阿维斯塔文献、摩尼教波斯语、基督教粟特语等。上课没有任何热身，直接从读原材料开始，第一堂课就是读一篇于阗语的故事，段晴只读了一句话。恩默瑞克非常骄傲，发现有人思维跟不上，就不屑一顾。直到段晴解决了一个他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他才真正承认段晴是他的学生。
段晴后来的教学方式，也是德国式的。她会在开头几节课故意拉快进度，“抖一抖、晃一晃”，不合适的人自己就走了，免得彼此为难。一个班二三十人，到期末往往只剩下四五个。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南跟段晴初学梵语时，还不知道梵文字母长什么样，第一次上课她就连讲了四课。段晴告诉他们：“一路向前，不要回头，不必纠结，学到最后都会明白的。”——她学语言的奥秘尽在于此。但段晴有一点跟德国老师不同，只要学生表现得好，她会以最夸张的语言赞美。
段晴曾不无自豪地说，季羡林生前对西域古代语言的布局，现在除了吐火罗语，其他语言基本上都可以开设专业了。她还开拓了更多中亚古代语言的教学，包括佉卢文/犍陀罗语、于阗语，以及其他古代伊朗语，拓展了季羡林时代的版图。
季羡林曾将一批学生送出国学西域历史语言，但最终把这条路走到底，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的，只有段晴。段晴最后一次见季羡林是年6月，为了请老师写信，促成国家图书馆收藏一批*出土文书。那天，季羡林看着她说，段晴，有你在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一年后，季羡林逝世。
熔岩喷发
相传，季羡林的导师瓦尔德施密特访问中国时，季羡林把《罗摩衍那》中译本送给了老师。这是“文革”期间季羡林最重要的成果，在那个无学可做的年代，他千方百计找机会，翻译了梵文的《罗摩衍那》。但是那天老师十分生气，把《罗摩衍那》扔到地上说：我教给你的就是这些吗？
瓦尔德施密特可能不知道，“文革”中，他的高徒只能当门房、转接电话、收发信件，翻译《罗摩衍那》是唯一能与学术保持连接的事。直到70多岁以后，*出土的吐火罗语《弥勒会见记》送到季羡林面前，他才重拾看家本领，转写、翻译和注释了这部“天书”。季羡林曾经感慨，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这是他一生的喟叹，也是段晴前半生的总结。
年代后期，段晴刚回国时，没有新材料可供研究，西域历史语言学科处于低潮期。学者待遇也很差，为了补贴家用，她曾为一家德国旅行社做地陪，给德国游客当导游，还开过自己的公司。这段苦闷的时光长达十余年。直到年之后，*考古出土的文书陆续投入研究，段晴才迎来学术爆发期。“如积累多年的熔岩，一下子喷发出来。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形容。
季羡林带回的星星之火，在段晴的年代开始燎原。
研究丝绸之路和西域，需要读懂西域的语言。在学科分类上，西域语言分为印度学和伊朗学两支。在中国，段晴跟着季羡林学习梵语，属于印度学；在德国，她学习的于阗语，则属于伊朗学。两支语言学脉络在段晴一个人身上汇集，成为她打通中亚语言的基本功。荣新江评价说，丝绸之路发现的梵文、佉卢文、于阗文、据史德文、粟特文、叙利亚文……她都能解读，她是中国丝绸之路考古独一无二的古语言支撑者。
“如果要给段老师作学术定位，首先，她印度学、伊朗学通吃；其次，她两条线做的都是最核心也是最难的地方，那就是解读。”荣新江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“这种学问没有功利的意义，但国力强大以后，各国都会养这么一个人。能读懂这些，说明这个国家的人最聪明，咱们国家就养了一个段晴。”
段晴让同行望尘莫及的，不仅是钻研语言的天赋，还有一股一往无前的气质。
北大的巴利语教学曾经中断过，年以后，段晴觉得应该恢复，但巴利语不是她的专长，她只是自学了一段时间，就开起了巴利语课。巴利语是一种印度世俗语言，与梵语接近。重开巴利语专业之后，段晴再一次大胆跃进，与泰国合作将南传佛教的《巴利三藏》从巴利文翻译成汉文。她带着北大梵巴语专业的学生，二话没说，就踏上了这场当代译经的苦旅。
季羡林有着开山之功，但因为学术环境的隔绝，那代学者只能跟在外国同行后面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说，如今以段晴为旗手，中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第一梯队。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开会时，翻着中国学者编的论文集，非常失落地说：你们把事情都做完了。
段晴说过，唯有对*古代语言文字有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人，才能认识到*古代语言文化发展沿革的真面貌，把对*古代文明的研究，作为独立学科来建设。这句话里藏着巨大的学术理想。荣新江感觉到，她用自己的学术成果，在构筑一个古代西域文明研究的独立学科。
她做着“死语言”的研究，